文/龙玥儿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随着社会发展不断深入，大众的消费方式也发生了巨大改变。消费是人生存的基本手段，生存是消费的最终归宿，消费就是生存，生存就是消费，消费的发展即人的发展。然而，目前人们所讨论的消费大多是经济学意义上与生产相对应的消费，是资本增值条件下的商品消费，而非放在广义的、人的生存语境上来考察消费的原初内涵。
自20世纪以来，部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大众的消费方式也从传统消费方式转变为现代性消费方式，在现代性消费方式下，人们也在消费行为中不断进行自我完善。消费方式的更迭不仅意味着社会整体经济结构的变化，还意味着人们生存和发展方式的变革。马克思、西美尔等人为代表的现代性视角的批判研究都蕴含着人们在“消费社会”下的生活困境、生存焦虑。
考察现代思想史上的消费问题研究，首先可以从马克思的视角入手。在以马克思为代表的资本批判研究中，蕴含着许多关于消费与生存的问题。早期马克思通过预设人的本真生存状态来批判大众现存的生活。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通过人与其产品之间的关系揭示消费对于人的意义。“他的生命表现就是他的生命的外化，他的现实化就是他的非现实化，就是异己的现实。同样，对私有财产的积极地扬弃，就是说，为了人并且通过人对人的本质和人的生命、对象性的人和人的产品的感性的占有，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直接的、片面的享受，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占有、拥有。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在这段描述中，马克思实际上没有直接表明什么是“完整的人”、怎样去“占有自己全面的本质”，而将其作为一种应然状态，并对人的现实生存状况进行超越分析。虽然马克思已经开始关注到“现实的人”的生存状态，但依旧是从抽象的维度谈论“完整的人”和“人的全面本质”。但在后一个阶段，马克思开始通过劳动价值论分析人的消费与生存之间的关系，以“拜物教”的方式揭露出人的生存状态。当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逐渐统治大众生活时，物的统治地位便达到了顶峰，人与人之间多种多样的社会关系被统一化为简单的物—物关系，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甚至可以直接通过资本增殖的G—G’形式摒弃具体的物的规定性，使得拜物教统治走向神秘化的顶端。由此可见，当马克思用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探索人在现代性条件下的生存状态时，便已经摒弃了早期的人本主义逻辑。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持续发展，现代消费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要探寻消费与人的生存关系问题，就要持续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状况。20世纪，资本主义开始进入到消费社会阶段，许多现代思想家开始对社会中出现的消费问题进行理论批判及道德谴责。以现代性视角进行分析的代表人物有凡勃伦、西美尔等人，以及后续的法兰克福学派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20世纪初，美国经济学家托斯丹·凡勃伦根据对当下资本主义社会消费现状的考察，提出“炫耀性消费”概念。根据他在《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中的论述，美国的权贵“所消费的物品的逐渐改进的主要动机和直接目的，无疑是在于改进了的、更加精美的物品，更加有利于他个人的享受和个人的福利。但这一点并不是消费这些产物的唯一目的，这里还存在着荣誉准则，这类改进凡是符合这个标准就会受到欢迎，就会延续下去。使用这些更加精美的物品既然是富裕的证明，这种消费行为就成为光荣的行为。”他揭露了美国的上层阶级为了炫耀财富以及维持社会权力而进行炫耀性消费的行为。另外，西美尔指出了在都市消费过程中人们相互观看的视线的可表达性和互惠性，指出人从某种程度上是“由内容、能力与潜质堆砌在一起的未成形的复合物”，通过与外界事物建立联系才形成确切的结构。但在现代性条件下，人的社交性成为“形式化的、外向型的原则工具”，“属于个人的那些方面早已丧失了其独特性和本质上的完整性，遗留下来的只是为了社会交往而被保留或被定形的东西。”可见，西美尔已经开始探讨人在现代化进程中“本真自我”的丢失。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以列斐伏尔为首的学者会对西方资本主义消费社会进行批判，这导致了20世纪哲学的基本转向。列斐伏尔也是第一位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描述为“消费社会”的思想家。早期的列斐伏尔以更微观的视角探寻人在社会中的存在方式，着重批判现代大众在日常生活的异化，认为现代社会中资本关系对人的控制体现在寻常生活当中，而这种控制并非法兰克福学派认为的技术理性统治，而是由象征、形象、符号、信号等形成的语义场直接地对人的日常生活控制。他认为“日常生活从信号中获得日常生活的意识，然后，把符号象征降低为‘潜意识’，这些符号象征与日夜、父母、饥饿和性这些最深层次的节奏联系在一起。这种被撕裂的意识总是肤浅的，等于缺少意识。”列斐伏尔对日常生活的解读是以人们活生生的身体作为载体的，即列斐伏尔对日常生活的批判不同于以往哲学家们以历史理性的语言对世界进行规范，而是转化为人们生活的实际状态和生存方式。马克思认为，日常生活是社会生产方式的总体性产物。列斐伏尔认为，日常生活以更加碎片化的形式涵盖社会生产的剩余物。其中透露出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张力，也即“人的生存与日常生活的关系问题”。
存在主义往往强调意识与生存的个体性，重视个人生活的感觉与体验，但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人的总体社会关系。而马克思主义习惯于将人的生存方式群体化，容易脱离具体的人的生存状态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来解释人的社会活动。存在主义易将个人意识神秘化，而马克思主义易将群体的社会意识神秘化，列斐伏尔认为“社会主义如何介入日常生活”的答案并不明了。实际上，列斐伏尔就是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商品拜物教理论具象化、激进化为日常生活批判。
在中后期，列斐伏尔对日常生活这一概念的解读发生了变化。具体来看，工业社会中日常生活的复杂性和混沌性表现在它被各个部门、各个类别的社会分工和社会文化剩余，但中后期的列斐伏尔将日常生活的原始粗糙的整体性质抹去，表现为一个在工业社会内部扩散的“层面”。既然列斐伏尔以层面的形式描述日常生活，那么日常生活这个概念必然变为一个可被确定的、可被描述的、单一的、标准的领域，正是因为它具备了这些特征，才能在任何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这导致“日常生活与现代性，一方修饰和掩盖另一方，泄露和遮盖着另一个”。
晚期的列斐伏尔对日常生活的概念逐渐偏向了后马克思主义或后现代性，几乎完全摒弃了马克思的物质生产第一性的原则，反而将“消费”作为社会的主导性力量，解构并颠倒了马克思的生产主导视野。
法兰克福学派持续进行对消费行为的批判研究，也是在这个时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消费社会发展到成熟阶段。法兰克福学派大多是带有激进倾向的犹太人，带有较为浓厚的马克思早期异化思想。卢卡奇认为，物成为主导人际关系的控制性力量，它是“客观的、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某种东西，变成了依靠背离人的自律力而控制了人的某种东西。”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对后续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提供了方向，使他们着重以“异化逻辑”的视角去批判资本主义社会。
同样的，法兰克福学派先预设了一个应然维度的消费状态，再通过对实然层面的描述来确证消费的异化与人的异化。当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用早期马克思的逻辑看待大众消费问题时，大众消费文化便成为了统治阶层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工具。大量的文化产品在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操纵下成为了无内容、单一的文化，并以“文化工业”的形式操纵着大众，使大众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和批判的精神。
具体来看，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资本主义文化工业通过“温和”的手段使大众不自觉地陷入低级需求的自满当中，“所有的人从一开始起，在工作时，在休息时只要他还在呼吸，他就离不开这些产品。没有一个人能不看有声电影，没有一个人能不收听无线电广播，社会上所有的人都会接受文化工业品的影响。文化工业的每一个运动，都不可避免地把人们再现为整个社会所需要塑造出来的那种样子”，文化工业的无孔不入地渗透到大众的生产生活中，强烈地抑制了人的创造性与丰富性，造就了人们单向度的生存方式，这在马尔库塞的理论中可以得到更加全面的确证。
马尔库斯更加集中地体现出人在全面异化的社会中的单一性，他认为在大机器生产条件下，人丧失了超越性维度，以虚假的社会繁荣来满足内心的平淡与空虚，但这样的社会繁荣“阻碍着质的变化。由此便出现了一种单向度的思想和行为模式”，例如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生存标准不再异质，“小轿车、高清晰度的传真装置、错层式家庭住宅以及厨房设备成了人们生活的灵魂”，带有神秘色彩的“灵魂”具有了“物”的实际存在形式，它以一种宗教的形式阻碍人们寻找生命意义的多重性，转身投入消费文化中寻找灵魂的救赎。
弗洛姆则将他的精神分析理论应用在资本主义的社会批判上，表示“资本主义在工业技术、经济和社会结构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在人的性格上的变化不但同样巨大，而且带有根本性。”这样的根本性变化可以通过消费行为表现出来，“每个人都被诱惑去购买尽量多的商品，而此时他还没有攒够足够消费的资金，更多的消费需求是在广告和所有其他促销手段的强烈刺激下产生的。”于是，人的性格数量化、抽象化，“抽象化的幽灵只代表了不同的数量，而不是不同的品质。”
总的来说，法兰克福学派主要描述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文化工业在何种程度上面临阶级的对立和矛盾，由此使人的个性被磨灭、夷平，大众(尤其是无产阶级)也逐渐丧失反抗与革命的意识，“行尸走肉”般地活着。这些理论基本可以被归为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资本主义消费社会现象的初步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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