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国企》杂志
为什么自认软弱？
柳先生是坦诚的，他说：“不要对我们企业家抱有多大的希望。一切完全取决于政治环境，作为一个企业家，我从来软弱，但是我不摇摆。”在人们的印象中，柳传志当然是坚强的。否则，怎么能顶住各种压力，创出一番事业来呢？但是，柳传志却认为自己是软弱的。这是为什么呢？这恰恰是柳传志心胸开阔、头脑清醒的表现。他经历过许多政治运动，见识过许多人物。他知道其中有一些人有坚强的政治意志，一生致力于中国社会的变革。这些人下过乡，坐过牢，九死一生，无怨无悔。和这些人相比，自己曾经也有抱负，有理想，却害怕政治风云变幻，担心自己的个人遭遇，慢慢地不问政治了。即使他现在腰缠万贯，但是，在内心深处，他不见得真看重这些财富。这就是他早年理想主义情怀的深深烙印。那么，他心目中的可以引领中国的强有力的领导人是谁呢？我相信，习近平、王歧山应该是他内心更尊重的人。与他们相比，他是软弱的，是狭隘的，是自私的。懂得山外有山，天外有天，这正是柳传志的清醒之处。现在某些人经营企业有方，被见钱眼开的记者一包围，就失去了这份清醒，以为自己多了不起了，就可以呼风唤雨，左右政局了，这就是狂妄和幼稚。
恐惧中产生的希望
问题是，经过多年拼打，他变得现实了，变得看重这些财富了。无论这些财富有没有原罪，带不带上血的、肮脏的印记，他都希望能够保有下去。千千万万先富起来的人都有这样希望。柳传志表达了这份希望，说出了商界心声，因此成为商界的领袖。与希望相伴的，则是恐惧。他在思考：“为什么现在人们还有诸多不满？因为现实生活中还存在就业机会不平等、法律面前不平等、贪污腐败蔓延等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的话，社会就很难继续前进。”他知道两极分化的社会终究是不安全的，他担心社会上的仇富心理，他恐惧再一次劫富济贫的暴力革命。表达这种担心和恐惧，正如表达希望一样，更巩固了柳传志在商界的带头大哥形象。
怎么办？二年前，答案似乎是明摆着的：“现在企业家和学者们形成了一个共识，认为经济改革到了一定的阶段，如果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不配套的话，经济改革也难以继续推进。”当然，他明白：“执政党早就提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可这意味着要触碰到一些人的切身利益，所以难度很大。改革就是自上而下的变革，‘己身不正，焉能正人’？高层领导的思想真正统一也很重要。表面一致而实际上自行其是，分歧巨大，就无法重启改革。”
也就是说，企业家和学者们是有共识的，只是高层领导的意见不一致，所以阻碍了政治体制改革。
受益者为何呼唤改革？
柳传志或许有接触高层领导的方便，甚至有可能受益于某些高层领导的支持。柳传志是局中人，不会不懂得“发小财靠本事，发大财靠政治”这个基本道理。也就是说，政治与经济难分难解。没有实权人物的保驾护航，查你的税收，断你的贷款，封你的账号，甚至抓你人，企业怎么受得了？完全合法经营的企业有没有？有，但恐怕不多。但是，实权人物的保驾护航是有条件的。明暗参股，收受贿赂，报销吃喝嫖赌账单，安排亲友工作等，这就是官商勾结、政经勾结。联想做得这么大，各个层级都可能有不少灰色关系。这就是所谓的既得利益集团。
柳传志是现有政治体制的受益者，这应该没有什么疑问。但是，为什么他也主张改革现行政治体制呢？这恐怕就是有规则分肥和无规则分肥的区别了。现行政治体制下，上面一换人，关系断了、变了，重新勾结，还得再打理一遍。这是无规则分肥。换成有规则分肥，一次性解决问题，岂不更好？如果能够不分肥，取消潜规则，只要明规则，当然更好。
所以，柳传志的软弱大概也就在这里。他希望改革现行政治体制，但又深深地依赖现体制，能不软弱吗？
强者，让人欢喜让人忧
照柳传志的逻辑，办法只有一个，出现“强有力的、有良知的领导人”。“我希望高层是被精英选举出来的，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又受到人民的监督，推动改革，引导中国。”“中国有这样的人，我们希望他们可以去引领中国。”
现在，这样的人出现了。柳传志会高兴吗？不一定。《财经》(博客,微博)杂志记者巧妙地逼问：“改革之所以难以深入，是因为改革到了攻坚阶段，遭遇特殊利益集团的阻碍。因此，改革的决心和勇气就显得非常重要。随着中国新的政治周期的到来，有不少人希望中国出现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大刀阔斧，改变现状。可是，能否出现强势人物是个问题，即使有这种人物，他会把中国带向何处也是问题。”
柳传志反应很快：“我的生活经验证明，在共产党一党执政的制度下进行改革，最好是党内民主先做起来，党内一层一层地做好监督，这样效率就有可能会高。如果做不到，就会出现可怕的强势人物，一言九鼎，随心所欲。”
显然，目前这场反腐风暴并未按照他的生活经验来，而是出现了他无法预料、无法左右的强势人物。随着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苏荣等人的倒台，一些高层领导如坐针毡。党的集权程度急剧增强，习近平被美国媒体称为最具领导力的大国领袖，接近“一言九鼎，随心所欲”。
在柳传志的思绪中，这样的领袖往往会唤起他对“文革”的恐惧：“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历史浩劫应该好好地总结教训，引以为戒。在最近保卫钓鱼岛的游行中，有些人穿着‘文革’式的服装，不知道是无知还是有意为之。如果现在还有人留恋‘文革’，肯定是很不正常的。
‘文革’中我目睹了太多悲惨的故事。我的语文教师被枪毙了，罪名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为什么不满呢？因为他太太是苏联大使馆的一个雇员，‘文革’一起来就被抓来枪毙了。”
将中央集权程度的提高，领袖人物的出现，条件反射似地与“文革”挂起勾来，这是海内外许多“公知大V”的共同特征。
民主，幻觉会不会幻灭？
那么，什么是想象中的“党内民主”呢？
从反腐风暴中我们可以认识到，政治人物大多深深地卷入到经济利益中去了。一旦这些人民主起来，即所谓党内民主，党内精英民主，很容易相互确保各自的利益。也就是说，党内民主很可能巩固腐败，而反腐败就是要打击那些潜在掌握着投票权的腐败高官。能够打击腐败高官的领袖，势必会受到人民的拥护。
文革有错误，不但是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确认的，也是毛泽东在世时承认的。夸张地说，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其实，武斗并不是内战。内战是军队与军队的战场较量。“东湖事件”后，毛主席察觉到发生军队内战的可能性，很快就要求各派大联合，给文革刹车了。既然文革有这么多的错误，为什么毛主席还要坚持文革的大方向呢？这是出于反修防修的需要，具体说，出于防止共产党腐败变质的需要。这个动机，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也是继续肯定的。
文革时期的派性斗争，所谓的“群众斗群众”，从本质上说，是民主政治的特征。美国驴象两党间的斗争，台湾蓝绿两党间的斗争，都经常擦枪走火，也都常常使一个家庭分成两派。当政治民主真正涉及到每个人的命运和前途时，火药味是难免的。否则，政治民主是假的，换谁上都一样，都是大老板口袋里掏出来的傀儡，那红红火火的选举就成了做秀。老百姓看透了，就像美国、日本一样，投票率都不到50%。不参与了，不玩了，还不行吗？
文革具有双重性。一方面，需要出现一个人民公认的领袖，“一言九鼎，随心所欲”。另一方面，还需要充分相信群众，相信民主。两者缺一不可。柳传志似乎对文革的民主性认识不足。因此，他更担心集权，少担心民主。他对民主印象也停留在1976年：“为什么1976年纪念周总理的‘四五运动’中，那么多的人们不顾一切，像火山爆发一样走上天安门广场？因为实在没法儿活了。”
其实，以是否勇敢地参与游行来代表民心所向，那么这次香港“占中”运动也就是民心所向了。问题是，过一段时间，民心又变了，而且往往是方向相反。“四五游行”结束了，中国政治有了180度转弯，中国社会从此走向两极分化，官场也腐败了。现在，民心所向是要共同富裕，要反腐败。所以，政治家在定义什么是民心，在引导民心走向，与真正的民心关系不太大。
更进一步，民是分不同集团、阶层、阶级的。各自不同的民心爆发出来，表达出来，争执起来，武斗起来，那恰恰是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所以，柳传志口口声声要反思文革，其实他没有反思到民与民之间的矛盾，恰恰沉浸在文革思维中。其实，文革思维就是民主思维。文化大革命与法国大革命一脉相承，其自由、民主、平等的口号、理念和心态息息相通，这是任何一个稍有世界历史常识的人都明白的。
当然，柳传志毕竟是搞企业的。对于政治概念，他停留在自己的青年时代，沉浸在某种错觉中，这是正常的。但是，不太懂政治概念，就少用政治概念。关心政治，为什么非要用西方的政治概念呢？非要将自己未见得明白的政治概念对应现实政治呢？
暗流，影射史学的复活
现在，有一股舆论暗流，将当前的反腐风暴与重庆的“唱红打黑”联系起来。《财经》杂志记者的提问就属于这个暗流：“为什么个别地方领导人使用‘文革’的方式搞群众运动，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支持？”
这种问法就是诱导柳传志犯错误。重庆前领导人使用“文革”的方式搞群众运动了吗？号召群众踢开党委闹革命了吗？砸烂公检法了吗？允许群众成立各种造反组织自下而上地揭露阴暗面了吗？没有。重庆的打黑除恶，运用的是公检法的力量。重庆的唱红歌，唱的是各个时期弘扬正气的歌，唯独没有文革时期的歌。
将重庆的做法与文革相提并论，恰恰是替文革翻案。重庆的前任领导出了问题，并不意味着他主政期间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都是错误的。随着反腐败运动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人体会到重庆模式也有其合理之处。所以，腐败分子以及他们的同情者，往往借口清算薄熙来，实质反对习近平。
柳传志一听记者的问题，果然就上套了：“有些人完全不按法律做事，用唱红歌忽悠老百姓，通过‘打黑’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看起来是给老百姓做了好事，有朝一日收拾起老百姓来，同样可以为所欲为，无法无天。所以，善良的人们要警惕啊。”
等柳传志钻进去了以后，记者又加以渲染：“您的这种担心在当下是比较普遍的”，继续绑架柳传志，将一部分贪腐者的情绪伪造成大众民意。
当然，柳传志本意是好的。因为，他在文革中“眼见了那么多的人间惨剧，还说‘文革’好，那就是没有人性”。
但是，这完全可以套用到法国大革命头上，“眼见了那么多的人间惨剧，还说法国大革命好，那就是没有人性”。然而，法国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掀起法国大革命的“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的理念却因此流播世界，成为所谓的普世价值，写进了政治学教科书，引发了中国的“五四”运动，成为今天绝大多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神圣信念，也成为柳传志先生信念。这点道理，能听懂吗？
驯服工具也有好处
这点道理，还真不见得能懂。柳传志心中，要民主，但不要大民主。要好领导，但不要太好的领导。但是，这种量身定制的民主，量身定制的好领导，太难得了。也许，邓小平是他心目中的偶像：“我相信，如果邓小平健在的话，改革还是会继续的。当然，邓小平也不是完人，在手段上未必为所有人接受，但他那种坚决改革的精神值得学习。他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意思是首先突破普遍贫穷的局面，让先富者带动人们走向普遍富裕。如果人们不能普遍富裕，这种生产关系就是不正确的，就需要改革。”
感谢柳传志完整地表达了邓小平的两层意思：一、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二、走向共同富裕。其实，我们的领导人无非是想实现邓小平的第二层意思，实现共同富裕。怎么实现共同富裕？如果先富起来的人是靠官商勾结、巧取豪夺，能带动后富吗？如果先富起来的人争先恐后移民海外，逃离中国，能带动后富吗？不打掉官黑勾结的势力，能实现共同富裕吗？改革改到了利益集团（贪腐集团）的头上，难度就大了。如果柳传志等人能为这个集团带个头，公开自己的财富及来源，愿意交出那部分不正当财富，切断不正当关系，那么，先富就能带动后富，改革的第二步梦想就能实现。
柳传志是有这个可能性的。因为他本质上是个保守派：“老实说，像我这一代人比较保守，不敢于突破，因为我们在‘文革’之前就大学毕业，基本上还是接受了‘驯服工具’的思想。可是，比我们年轻的一代人，他们在‘文革’中深受其害，上山下乡后在底层社会生活，认识了中国的真实状况，后来考取了大学，思想上也有突破。他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充分地了解国外的发展，知道世界大势。”
柳传志承认，他自己受的是“驯服工具”论思想影响，也就是接受的是专制思想，非民主思想。而后来参加文革的老三届则是造反有理思想，民主思想。这是一份很值得咀嚼的切身经历。当柳传志反对文革时，他岂不就是在为专制思想、驯服工具论辩护吗？当代中国政治史，是西方政治思想各派在中国大演习的历史。具体到柳传志先生，他的头脑里也存在着不同派别的政治思想，相互打架，自相矛盾。本来，自相矛盾的头脑是容易精神分裂的。好在，柳传志没往深里想，所以，连民主思想与专制思想都可以在他头脑中和平共处，各得其所。该民主时候民主，该专制时候专制，一切以他的利益为中心。
自由派认错了人
当然，一切以自身利益为中心，就缺乏政治动员力，就软弱。柳传志明白：“中国的企业家是很软弱的阶层。企业家就和有家有口的人一样，难免有后顾之忧，我们只希望社会稳定，国家安定。就拿我本人来说，作为企业家我要为企业几万名员工负责，不可能无所顾忌。如果我真的敢站出来说话，我就去做一个学者，再有勇气就走仕途了。当年我就知道自己没这个能耐和勇气，才坚决认定了这条道路，从不动摇。
绝大多数企业家把谋取利润、增加社会财富作为最终的目标，当环境好的时候，可以更努力地工作，希望把事业做得更大；环境不好的时候，就把事业做得更小；环境更恶劣的时候，宁可离开这个国度，去一个安全的地方。”
许多自由派读书读傻了，常常以为历史真的是由资产阶级革命推动的。谁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找来找去，把希望寄托在柳传志等人身上了，希望他们能推动中国政治向西方的民主政治演进。但是，柳传志坦率地说，自己不行，也没有这个奢望。
其实，柳传志的态度是载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教科书的。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资产阶级是有两面性的。一方面爱国，另一方面又受外国资本的压制。一方面希望动员民众购买国货，又怕民众觉醒剥夺自己的财产。所以，软弱、摇摆，指望出蒋介石那样的政治强人。当发现蒋介石在外国资本面前比自己还软弱时，也只能摇头叹息，不敢有所声张。当发现出了习近平这样的好强人时，他可能又担心自己的财富会不会被查抄。
既生“柳”，何生“任”？
当然，政治上的软弱并不等于企业经营上的软弱。作为一个企业家，柳传志是坚强的。当初倪柳之争，倪光南主张搞自主的计算机技术，走“技、工、贸”道路。柳传志主张放弃自主技术，走“贸、工、技”道路。柳传志毅然决然打击倪光南及其追随者，毫不软弱，决不摇摆，何等坚强！如果没有后来华为任正非的成功，至今，柳传志仍然可以说，自主技术的道路走不通。可惜啊！既生“柳”，何生“任”！
《财经》杂志喜欢柳传志，不喜欢任正非，原因恐怕也在这里。任正非不但走自主技术道路，而且在企业经营中处处学习毛泽东，人格、心态都像毛泽东，还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相反，联想的“贸、工、技”道路，决定了联想没有自主技术，在恶性竞争中摇摇摆摆，利润微薄，不知何时倒闭。
所以，从长远来说，政治上的软弱往往意味着经济上也难有远见。联想，大而不强，愧对国民的厚望。柳传志似乎并不太在乎这一点。企业做大了，但他的心态却还接近小企业主，“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他强调：“如果环境好了，就多做一点；环境不好，就少做点；环境真不好了，可能就得选择离开。一些企业家移民海外，要理解他们的苦衷，也不应太怪罪。”
资产阶级会执政吗？
我理解移民海外的企业家的苦衷。说到底，这是执政党逐渐偏离为人民服务思想的结果。要责怪，首先要责怪前几届高层领导。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高层领导把自己的孩子送出国，办移民，拿绿卡或外国护照，这就是对自己的国家不自信，对自己的工作不自信。他们的工作做好了，谁呼唤暴力革命都没有用。他们腐败了，想阻止暴力革命也不容易。习近平上任伊始，就重倡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紧接着出台“八项规定”，“老虎苍蝇一起打”。短短两年时间过去，在普通人眼中，中国的政治天空就变得晴朗起来了。
问题是，柳传志怎么看？
他说：“希望中国新一代领导层能以人民的利益为最高目标，有真正良好的追求，意见能够统一。不符合这样条件的就选不进去，选进去的人能够受到监督，这样中国的政治、经济一定会高速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企业必然会很好地发展，很多事情都可以实现。”
有希望总比没希望强。但是，到了“七十而从心所欲不愈矩”的年龄，还只停留在希望，那就是悲哀了。柳传志先生目睹政治风云，亲历商海沉浮，又善于学习思考，按说应该不止有希望，还有思想、有逻辑、有责任感，特别应该在政治思想上有所体会，有所领悟。但是，很遗憾，不仅是柳传志，现代、当代中国的仁人志士、风云人物，一辈子与政治打交道，一辈子怀抱政治理想，却一辈子没有认真学过政治学，没读过政治思想史，不知道政治力量分布的地图，更没有政治力量“成住坏空”的变迁感，结果，每每抱了不切实际的政治理想，被政治所伤害。如果总结二十世纪的无数人的心路，恐怕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幻灭！
按照民主政治的逻辑，政治高层必将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团。他们的博弈与较量，制衡与反制衡，形成政治斗争的变幻风云。民主政治的逻辑相信，民意就是这样表达的，就是这样被代表的。相反，出一个优秀的精英集团，代表全民利益，这是专制政治的主张。柳传志将两种不同的逻辑混淆在一起，不但给他人带来迷惑，自己也就停留在幻觉中了。
爱国，共识的基础
再退一步，有幻觉比没幻觉强。尽管柳传志公开承认自己随时准备逃离祖国，但是，不到万不得已，他还是爱祖国的：“领导层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领导层有共识，才能重建公信力，引导老百姓达成共识，在实践中建立起全民的核心价值观。比如说爱国，比如说法律的严肃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比如社会诚信，等等。”
把爱国放在核心价值观的核心地位，这也是我赞赏柳传志的地方，这说明老一代的价值传承还没有丢光。但是，爱国必须有具体行动。国家有难，一走了之，这是爱国吗？站在自由主义的角度，国家只是自由人签订社会契约的产物。当国家滥用权力时，自由人就可以回收权力。一走了之，有什么不妥的？这是行使人权！但是，柳传志可能没走这么远。他心底里还有家国情怀。即使受改革开放风气的影响，他也可能犯过一些错误，有一些不当行为，积累了一些不当的财产，但是，心底也还仍然有家国情怀。这也是二十世纪中国社会主流人生的底色，更是“人之初、性本善”的证明。
所以，柳传志希望出现好精英来引领中国未来：“我还是坚持精英选举，不能一人一票。一人一票的大民主，也许是未来的目标，当前我觉得火候不到，在中国肯定会乱的。我希望高层是被精英选举出来的，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又受到人民的监督，推动改革，引导中国。”
精英选举，前提是“精英”大多数是好的。但是，游戏规则是弱肉强食，价值观上唯利是图，官场和社会风气奢侈腐败，这样产生出来的“精英”，怎么能让人放心呢？有人可能会说，习近平、王歧山不就是在这种环境下产生的吗？他们不是正在改变社会现实、端正社会风气吗？不错。但是，他们少年时代有过远大理想，青年时代上过山下过乡，中年以后，能对逐渐腐败的官场风气有批判、有抵触，做到出污泥而不染。这样的人是极少数。所幸的是，我们的政治体制还能把这样的人推举出来，官场还能让这样的人大显身手，说明一个最基本的道理：毛泽东奠定的江山，其根基实在是太牢了，一直扎到了人心深处。而这，可能是柳传志还不太愿意承认和理解的。
但是，希望正在升起。随着反腐风暴的深入，越来越多的柳传志们会越来越理解共和国的根基。现在，也许柳传志的固有想法已经被触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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