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安然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行政机关与市场的关系是永恒的主题，从经济学开山鼻祖亚当·斯密提出市场是“看不见的手”，行政机关充当“守夜人”开始，西方经济学就开始了对行政机关与市场关系的漫长研讨。中国历经多年的改革开放，在实践中不断调试行政机关与市场的关系，克服了西方理论中水土不服的成分，走出了自己的独特道路。
西方理论沿革及反思
守夜型行政机关。亚当·斯密在古典经济学开山之作《国富论》中论述守夜型行政机关模式，即“大市场+小行政机关”“无形的手”。这种模式下市场是自由的，行政机关对市场行为不加管制，只提供纯公共物品，行政机关只需要充当守夜人，市场才是经济体制的运转核心。这种观点不仅影响了之后大众近百年的认知，更是为整个行政机关和市场关系的观念定下基调。
规制型行政机关。19世纪后期，经济走向全球化，垄断经济初具规模，1929年爆发世界性经济萧条，自由市场体制无法适应全球扩张。以凯恩斯主义为理论基础的规制型行政机关应运而生，行政机关开始管控市场失灵。以罗斯福新政为代表的行政机关实践也证明了这种变革的有效性。
福利性行政机关。20世纪40年代，《贝弗里奇报告》横空出世，这位来自英国的经济学家提出，行政机关要为公民提供全面的公共服务。二战后，一些欧洲国家走上了福利国家的道路，行政机关越来越多地进入公共服务领域，财政支出越来越高。当然，这加重了税负，也冲击着社会公平。
发展型行政机关。20世纪中叶，发展中国家登上世界舞台中心，它们有快速发展的需求，发展型行政机关陆续出现。发展型行政机关引入均衡理念，即各类生产要素在行政机关、各类型企业、各组织间流动以达到稳定状态。资源配置由原来的市场主导改为行政机关主导，这种体制不是否认行政机关作用，只是要行政机关优先发展一些重点产业部门，这种模式促成了亚洲四小龙的飞速发展，但当行政机关对市场失灵的管制由于信息不对称、技术缺陷而势弱时，经济体就会陷入低迷，20世纪末期，这些新兴经济体的发展放缓。
中国探索行政机关与市场关系的实践与理论
中国的经济建设过程，也是对行政机关和市场关系的探索过程。
行政机关统筹+计划手段。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对资源配置、产品分配占有绝对的主导权。刚建国的三十年，市场处在行政机关的调控之下，这一阶段的行政机关市场关系是绝对的大行政机关。中央统筹+计划手段。20世纪70年代，中国初步建立工业体系，仅用短短30年就了实现资本的原始积累，这也证明了这种模式的必要性。但发展到后期，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经济活力丧失、大众劳动积极性不高，改革势在必行。
市场开放+国家调节。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大幕拉开，初步开始计划结合市场。邓小平同志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将计划和市场都看作了资源配置的手段。从1980年设立经济特区开始逐步试点，市场化改革开始放开市场，但主体还是国家操控。20世纪80年代，试点取得了惊人的经济成效。1992年，十四大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式定位为“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从此正式走向行政机关调节市场引导。
市场融合+行政机关调控。从1992年到2012年，中国实现了无衰退、低误配、快升级的跨越式增长奇迹。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发挥基础性作用，产业结构迅速升级，重工业退出主导地位，生产积极性空前，居民收入大幅提高，中国驶向了发展的快车道。这一时期的行政机关是市场的培育者和规划者，是调整产业结构区域结构的重要推手。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手协同发力，市场化水平提升。但这种发展带来了区域经济不平衡、创新力不足、竞争不充分等问题，这也是行政机关市场关系的另一个短板。
市场有效+行政机关有为。十八大以来，行政机关和市场的关系又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市场与行政机关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行政机关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是对行政机关和市场关系问题的新时代定位。尊重市场规律，充分发挥市场的效率，而市场管不到的领域如公共物品、自然垄断等领域，行政机关就要发挥作用。行政机关做好决策，对二次分配、重大公共事务做出干预领导，对企业提供支持，管理市场但不干预市场机制。
新一代理论建构路径
建设赋能型行政机关。行政机关不是划桨者，也不是操盘者。在金融危机之后，各国行政机关都试图在市场运行中发挥更多作用，而各国的政策几乎都指向同一个目标，即高技术产业创新。行政机关不仅是纠正市场失灵的工具，更是技术迭代、提升创新力的引航者。行政机关要做的不仅仅是规制、管理、引领，我们要打造赋能型行政机关，更多地激发市场创造力。
扶持供给侧创新。企业创新是永恒的难题，专利、技术壁垒无处不在。行政机关可以适当放宽准入门槛，在保护专利权的基础上，对企业进行政策扶持，严格审查企业资质，对确有能力和承载力的企业予以财政补贴、技术赋权，让企业能够进入创新市场。
开放共享知识经济。行政机关有知识资源、有基础设施、有实验基地，也有科研人才，这些资源是市场可望而不可即的。行政机关有必要将这些科技资源向市场开放共享，在严把准入门槛、严守专利权的前提下，让市场共享知识经济。
人才赋能。人才资源是最有活力也是最有创造性的资源。在推进教育公平的同时也要注重教育高质量发展，培育科研人才。其次，注重对人才的终身培养，不是进入市场就是学习的终点，终身学习必不可少。另外，还要放松户籍限制，人才安居落户等政策也要跟上。
助力数字经济东风。数字化可以低成本地打破时空、服务壁垒，让生产要素低成本流动。对于导致市场失灵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信息化给出了最便捷的解决方案。信息化实现了企业跨界对接，打破了行业壁垒，使资源整合不再是难题。行政机关也可以推进数字化共享，对公共数据予以一定的开放，但同时也需要加强信息保护，不能由于隐私权的让渡而让使用者望而却步。
西方定位的市场与行政机关，是一种二元对立论。自亚当·斯密开始，这种思维一直贯穿西方的理论和实践，这种单纯的线性思路一直都在亡羊补牢，导致了历史上几次金融危机。中国结合自身实践，走出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行政机关调整运行机制，为市场发展提供沃土，能够更好地培育、引导、扶持、纠偏。同时，行政机关本身也成了市场体系下的参与者，在市场规制下参与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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