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在西方多数国家以及东方的日本，宗教信仰已经成为企业伦理文化的核心。目前，我国部分企业也开始重视发挥宗教思想资源在企业文化中的作用。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种怪现象：一些企业试图“经营”宗教，借宗教敛财。这则是一种需要深入分析与认真对待的现象。凤凰佛教《佛教观察家》栏目今日刊登《悟无生:企业可借宗教立心 不可借宗教敛财》一文，因篇幅关系分两次刊登。今日刊登第二部分。
笃信佛教的亚洲首富李嘉诚与已故香港高僧觉光长老（图片来源：资料图）
宗教可成为企业文化的宝贵资源
现代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属于世俗的社会组织。
传统宗教，是精神信仰的产物，属于超越世俗的神圣体系。
但是，看似无关的企业与宗教却有着深厚的不解之缘。
市场经济是无心的，必然有信仰与伦理为其立心。没有信仰与伦理的市场经济，是没有灵魂的市场经济。没有灵魂的市场经济，必然会成为罪恶的渊薮，出现诸如强取豪夺，坑蒙拐骗，弱肉强食、谋财害命等恶性竞争，甚至不惜制造有毒饮食、医药等假冒伪劣产品的恶劣现象。
起源于西方的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本来就是在基督教新教伦理等的影响下形成的。作为现代市场经济细胞与主体的企业，并不像一般人所认为的，是非理性、单纯追求财富最大化的经济组织。马克斯·韦伯指出：“获利的欲望，对营利、金钱(并且是最大可能数额的金钱)的追求，这本身与资本主义并不相干。这样的欲望存在于并且一直存在于所有人的身上，侍者、车夫、艺术家、妓女、贪官、士兵、贵族、十字军战士、赌徒、乞丐均不例外。可以说，尘世中一切国家，一切时代的所有人，不管其实现这种欲望的客观可能性如何，全都具有这种欲望。在学习文化史的入门课中就应该告诉人们，对资本主义的这种素朴看法必须扔得一干二净。对财富的贪欲，根本就不等同于资本主义，更不是资本主义的精神。倒不如说，资本主义更多地是对这种非理性欲望的一种抑制或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解。”
韦伯认为，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影响在于两个方面：其一，资本主义精神的伦理基础正是新教对禁欲主义的新解释。新教不反对创造财富的劳动，而反对只为自己享受的消费，这就形成了资本主义精神中的节俭精神。其二，新教使获取财富的活动摆脱了传统教义的束缚而合理化，并成为上帝的直接意愿。在新教看来，持续、理性地从事一项世俗职业就是获得禁欲精神的最高手段，也是忠于信仰的最可靠、最明确的证据。也就是说，清教徒并非为一己私利而是为“荣耀上帝”、“履行天职”追求财富，使自己死后能够进入天堂。这就使清教徒在追求财富时将目标与手段完全的统一起来。一个清教徒决不可能试图用欺骗和危害他人的方式去获得财富，因为那样做不但不能荣耀上帝，反而是背叛上帝，最终会遭到上帝的惩罚。
正是这种伦理精神对于人类那些非理性的金钱欲望起到了“一种抑制和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解”作用，使西方的市场经济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种节欲的而不是贪欲的市场经济。西方的许多企业家，深信勤俭致富是上帝嘉许的美德，聚集财富一定要符合公义原则，并以奉献精神，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向社会回馈。作为世界首富的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在斯坦福大学回答其财富如何影响子女时说：“我告诉他们不会从我这儿得到财富。早在生儿育女前我就信奉大多数财富都应该回馈社会。”
一名企业家，不一定必须信奉某种具体的、特定的宗教，但是一定不可缺少宗教精神。人总是受个体眼界的限制，往往较多地关注自己的、局部的、眼前的、狭隘的利益，而较少关注全体的、全局的、长远的利益。各种具体的宗教都承担着引导个体、关注全人类长远利益的职能，能使个体看到自己的罪错烦恼，尊重别人的佛性和神性。透过各种具体的宗教，可以看到一种共同的宗教精神。而这种共同的宗教精神，是一种无我忘我的奉献精神，一种谦卑恭敛的忍辱精神，一种慈悲博爱的同体精神，一种向上超越的进取精神，一种精诚不渝或者恭敬虔诚的笃实精神。
在日本，普遍存在着精神资源胜于物质的观念。全球著名汽车企业本田的创始人本田纯一认为，思想比金钱更多地主宰着世界，好的思想可以产生金钱。这代表了日本人的普遍观点，因此企业文化的建设在企业活动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而日本企业文化和宗教信仰的结合，是日本传统文化和现代管理思想相结合的一个重要体现。
除了基督教思想的影响外，神道教与佛教精神也成为日本企业家构建企业文化的思想资源。丰田公司明确提出：“尊崇佛教，心存感激，为报恩感谢而生活。”被誉为“经营之神”的松下幸之助，他一生中最尊重的顾问是一位和尚。松下指出，人人都知道商人对金钱有所欲求，这并不是什么过错。但是，有役使金钱者，有被金钱役使者。做商人要不为物役，要做金钱的主人，不要做金钱的奴隶，这是古今中外圣贤慧哲的教言。他通过各种宗教活动，把各种宗教教义和企业文化巧妙地结合起来，然后灌输给企业员工，使员工们相信工作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个人和社团，更多是为了追求人类生活的共同幸福。
松下将他的经商心得整理成篇，其中第一条是：“生意是为社会大众贡献的服务，因此，利润是它应得的合理报酬。”第七条是：“要把顾客的责备当成神佛之声，不论是责备什么，都能欣然接受。”这里充满了佛法的智慧与慈悲。一些其它日本公司也是如此，日产精神是“为社会的富裕作贡献”;三越百货店的精神是“为了社会大众”;东芝精神是“为了人类和地球的明天”;索尼公司的理念是“提升日本文化的价值和国际地位”;日立精神是“和、诚、开拓”，九红株式会社的精神是“正、新、和”，武田公司的“报国、和为贵、钻研、俭朴、礼节”。正是这种宗教精神，使日本企业在决策时能够自觉地把全局的、长远的利益放在首位。
在国内，也有不少企业家开始注重用宗教文化约束自己的行为，指导企业的经营。如某集团董事长的办公桌上有两个青花瓷碗做成的香炉，办公室后面设有“静心堂”，里面供奉着释迦如来和观音菩萨，他常到这香烟缭绕的清净地来“洗心”。
又如某集团的厂区立着一尊大佛，这位老总认为，把佛教宣扬的积德行善借鉴到企业文化中来是有益的，因为企业经营里也存在着因果报应，产品质量不好，坑害消费者，长期如此企业就会丧失信誉乃至消费者，最终无法生存，因此把好质量关是最大的积德行善。这些企业家或者怀着一种虔诚的信仰精神，或者借宗教力量约束自己，管理企业，心怀敬畏，尊崇奉献，已经取得了可喜的企业效益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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